几天后，江予安再次登门，帆布包里多了一卷泛黄的纸页。

他没立刻打开，而是先看了眼餐桌上那盏静静伫立的煤油灯，又望向阳台——山茶幼苗旁多了两只倒扣的碗，一只底下压着糖纸，另一只放着一片新摘的叶子。

“我去了博物馆档案室，”他坐下，声音温和，“他们在整理一批拆迁户遗物，发现这卷户籍残页被人反复摩挲过，边角都磨毛了。登记记录说，有人曾用它证明自己是谁——后来弄丢了，可人还在。”

他将残页轻轻铺在阳台地板上。

纸已脆黄，字迹模糊，唯有几个名字尚可辨认。

林野蹲下身，指尖抚过那些残缺的墨痕。

她忽然起身，取来绿蜡笔，在空白处一笔一划写下“林野”，又在旁边写下“周慧敏”。

然后她摘下几片山茶叶，轻轻塞进笔画之间的缝隙，让叶脉与字形交织。

风一吹，叶子飞散，名字残缺不全，可那一刻，它们竟比任何时候都更像“活着”的痕迹。

不必完整，才真实。

清晨六点零三分，城市还未完全苏醒，山茶花的第四片叶子在微光中轻轻颤动，像一句迟到了三十年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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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野睁开眼，没有立刻起身，只是静静望着天花板，梦的余温仍缠绕在四肢百骸——那片白花盛开的荒野，藤蔓编织的摇篮，母亲哼着歌，江予安牵着由绿字铺成的小径。

她梦见自己终于写下了“妈妈”，可落笔却成了“好”。

不是讨好的“好”，而是完整的、被允许存在的“好”。

她缓缓坐起，赤脚踩上地板，凉意依旧，但不再刺骨。

她走过客厅，目光扫过冰箱门：绿蜡笔写着“江予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