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根据后世经验，尽量掌舵前行，不要让华夏这条船偏航，陷入狂风巨浪。

刘琦心知，但凡改革颠覆传统，都由开国君臣来完成最合适，他们有杀伐果断的决心和担当，共患难的忠诚和信任，必须要为后世开辟道路。

如果放到后世，必定又是权力和人情交错的权衡，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如就在这奠基之时，做得更为彻底一些。

他更明白商税才是真正的国库之源，商人的作用不仅在于赚钱，更在于促进商品流通，没有流通的钱币，都是废铜烂铁。

唐宋的繁荣，都是商业极度发达，一度商税超过田亩与人丁之税，汉朝的商税主要有关税和市税两种。

白手起家的朱元璋拯救华夏，历代功勋帝王可排进前三，但轮到治政就显示出小农思想的不足，明朝重农抑商最为极端，到最后导致国库空虚。

明朝财政太过简陋，嘉靖帝被喻为总会计，天天掰着指头算账，最后竟做回老本行，要向朝臣伸手要钱。

海瑞这样的大才，可算得儒家最高境界，言行一致，刚正不阿，也难治国，关键在于理念守旧，还是停在重农复古，可见儒家害人之深。

刘琦倒不是反对儒学，而是要百家争鸣，各司其职，儒家教书育人，大国之治，还需发展科技、繁荣经济，这才是长久之计。

不仅要加强重商主义，扶植手工业，还要鼓励海外拓殖，一想到东瀛的银矿，非洲的金矿，还有那神秘的玛雅文明，刘琦就激动起来：“钱，都是朕的钱……”

随行的羽林军大惊，纷纷下马在地上寻找，史阿近前问道：“陛下掉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