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个笼子是什么？牢笼吗？”朱翊钧翻动着几本奏疏连连摇头，其水平完全不如林辅成和李贽，林辅成和李贽现在都学精了，根本不提出政令，只说问题。

把权力关进牢里。

这看起来是个美好的设想，但这个牢笼谁来负责建造？这个牢笼又要关谁？谁又来监督这个牢笼的正常运行？最后都会变成权力监管权力的螺旋门问题。

朱翊钧做为天下权力最大的那一个，是不会置之不理的，他是不会让任何东西变成自己的束缚，法三代之上的礼教，大明的祖宗成法都不行，这些都是更好统治大明的工具，而不是束缚。

连皇明祖训也是工具，而不是束缚。

朱元璋走后，他就管不了身后事了，他为朱允炆的登基铺平了一切的道路，最后还是朱棣得了天下，朱元璋的祖宗成法还在实行，但每一个皇帝都会修修补补，朱元璋钦定宦官不得干政，司礼监自永乐年间就有了。

大明皇帝当然拥有对祖宗成法、皇明祖训的最终解释权。

朱翊钧更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所谓的宪政模式，他是一个绝对的独裁者，当他觉得有必要的时候，连张居正都拦不住他。

在朱翊钧看来，在他的践履之实看来，所谓的宪政，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君主立宪，不过是扯了一条供肉食者们狂欢的遮羞布而已，有了这么一块遮羞布存在，没有任何人需要完全对国朝的败坏负责了。

君主立宪的本质，是肉食者只享受权力的好处，却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谎言！

作为皇帝，朱翊钧对于君主立宪，就只有这么一个态度，谁也别想在他的手里，完成所谓君主立宪！

他根本就不信那玩意儿！他是皇帝，他的立场就是没有人可以挑战他，更不会主动把自己送进牢笼之中。

但朱翊钧也没有让这些个笔正们闭嘴，而是任由他们在杂报上大肆的讨论。

这是维新时的必然，如果连这点度量都没有，完全不必要搞什么万历维新了。

雍正皇帝写过一本《大义觉迷录》，翻译翻译，大约就是：入关以来若干历史遗留问题决议与通知。

小主，

这本是雍正皇帝亲自下场和汉儒曾静辩经的书，里面主要讨论的问题其实有五个，第一个就是鞑清王朝的合法性；第二个是大明王朝灭亡的责任；第三个是华夷之辨；第四个剃发易服；第五个是雍正皇帝对曾静指责的十宗罪进行了一一辨析。

比较有趣的是，雍正这个审美很正常的人，对于剃发易服这件事，也没有嘴硬，没有硬着头皮辫子好看，马褂好看，而是逃避了这个问题。

曾静说：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的禽兽；这些衣服都来自于禽兽，所以穿的人也是禽兽。

雍正回答说：亦各就其服习，便安者用之耳；其于人之贤否、政治之得失，毫无干涉；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习惯服饰，都是为了方便才用，和人的贤良与否，政令是否成功，没有关系。

雍正有点破防，立刻把汉唐拉了出来，说汉唐也有些衣服比如羽衣、鹤氅、狮蛮带也都是取自禽兽之名，你们汉人不也以为服饰之光吗？明清都在补子上绣禽兽！

雍正这完全是在诡辩了。

曾静的重点是穿的人是禽兽，衣服不好看，说剃发易服是禽兽对人的屠杀，雍正面对这个问题，只能嘴硬一番了，毕竟当初剃发易服，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闹得天下沸反盈天。

这五个问题，每一个都是族诛的大罪，最后一个问题，曾静更是给雍正本人罗列了十条大罪。

其实这五个问题，统统指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鞑清的先天绝症，满汉之防。

但是雍正还是允许了这样的讨论，并且亲自下场辩经，曾静一直活到了雍正十三年十二月，雍正死后第三个月，曾静这个大逆不道的逆贼，才被乾隆皇帝给凌迟处死，而乾隆更是违背父训，对《大义觉迷录》进行了文字狱式的禁绝。

大义觉迷录在雍正七年成书后，就被大肆刊发，雍正皇帝更是要求公家朝廷上下、地方官吏人手一册，所有地方官、学官都要对大义觉迷录的内容进行讲授，实在是印的太多了，无论如何封禁都无法阻止其传播了。

在乾隆看来，大义觉迷录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没有人会看雍正皇帝说了什么，而大家更在意曾静说了什么，最终导致普遍的、大规模的对鞑清王朝的质疑。

雍正皇帝勇敢的面对了满汉之防的先天绝症，他没有逃避问题，更没有斩首抄家一了百了，甚至推波助澜，深入的讨论了这个问题，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但乾隆选择了捂嘴，捂嘴当然简单，但捂嘴就是逃避，捂嘴的结果就是这个先天绝症，再也没有缓和的余地了。

每一次的改革，维新，都会有这种意见篓子，允许这样的意见篓子存在，是直面问题的勇敢。

出现问题，只有面对问题，才有可能解决，逃避，只会让问题深入骨髓之中，成为绝症中的绝症。

朱翊钧允许意见篓子们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对讨论的界限做出了十分明确的限定，他物理下头了陈友仁，不能美化倭寇的暴行，就是朱翊钧唯一的界限。

行之者一，信实而已，实事求是的讨论问题，只是朱翊钧的美好愿景。

“比如这篇杂报，就长篇连载的《东征英烈传》，这个朕就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