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部尚书王国光、张学颜的奏疏，详细的论述了营庄法这类集体农庄为何会失败的原因。

历史上类似的集体农庄有很多，比如汉朝时候的屯田制。

屯田，就是利用军兵和征召无地流民进行集体生产，最早是汉武帝在西域屯田，后来曹操在许昌屯田，强兵足食，设立屯田官。

一直到曹魏末年，三马同槽司马炎宣布废除屯田，罢免了所有屯田官。

汉屯田、唐折冲府、大明军屯卫所，都是类似征召无地农户进行集体生产，但最终的结果，都无法稳定下来。

户部对历代对农业集体化的尝试做了总结，最后得到的答案是，农业集体化生产是一种必然，农业集体化生产解体，也是一种必然。

家庭式农业经营，无法承担垦荒、库坝营造、灌溉水利、道路桥梁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巨大劳动力投资，所以农业集体生产，就变成了一种必然。

这是抱团取暖，只有紧密的团结在一起，才能把这些活儿干完。

比如现在的绥远、辽东，都有不同程度的农业集体化生产的特征。

等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不断完成时，集体生产就陷入了五间大瓦房的窘境，五间大瓦房已经盖好了，就到了分配利益的时候，你想住上房，我也不想住偏房。

这个时候，围绕着分配的矛盾就不断的出现。

一如三位民魁担心的那样，一些不事生产整日里游手好闲，最喜欢拉帮结派的懒汉地痞，就会纠集在一起，侵吞公共利益，不干活还要吃饭，不仅要吃，还要仗着小团伙的无法无天和凶狠，多吃多拿多占。

分配不公的问题会随着时间越来越严重，最终农业集中生产，不可避免会变成屯田官、折冲府府兵、军屯卫所校尉的自留地。

从洪武年间起，除了边方之外，大明军屯卫所制度，就已经开始崩坏了，只有在边方，仍然有极强的军事威胁和军事任务，这种农业集体生产制度才会稳定运行。

小农这个群体，本身不支持集体生产，因为大多数的小农最大的心愿是耕者有其田，而集体生产，可能会损害他们的利益。

毕竟这些公共基础设施修建需要一大笔钱粮，日常维护也要一大笔钱粮，而这些支出，需要从营庄的收入中去支出。

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有着自己天然的局限性，产出有限、增长有限而且非常缓慢，没有足够的增量拿去分配，终究是螺狮壳里做道场，万般辛苦一场空。

户部认为，营庄法和过去探索、尝试的农业集中生产一样，解体是一种必然。

大明在海外的种植园不一样，这些种植园，也是一种农业集中生产，但奴隶制为主的种植园，根本不需要过多考虑向下分配，没有围绕着分配出现的各种矛盾，自然可以兴旺。

对于百姓密切关心的懒汉地痞的问题，户部给出的意见是送到元绪群岛去垦荒。

懒汉地痞之所以能懒、能游手好闲，是他们有懒的环境，可以靠着拉帮结伙欺压良善之辈。

到了元绪群岛这种开拓之地，想懒也懒不下去，在开拓之地，拉帮结伙有利于开拓之地的稳定。

诚然，无法根治问题，但是可以缓解矛盾，只需要下手整治一部分，杀鸡儆猴，剩下的就会安稳下来。

就从宁都、瑞金、宁化三县开始，既然闹起来了，这些地方就是朝廷最容易把手伸进去的地方，也是伸手的最佳时机。

王国光提醒陛下，即便是折中过的营庄法，在推行之中依旧会遇到阻力，江西遍地都是书院，这些门生故吏们，会闹出什么动静来，可想而知。

必要的时候，朝廷应该动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来保证政令的推行。

而刑部削减乡绅司法特权的手段则酷烈的多。

刑部直接一体削减了所有秀才、举人的司法、税赋特权，甚至还给出了更加严格的约束，要求乡贤缙绅遵守大明律，违背大明律的乡贤缙绅，则罪加三等。

加重处罚的目的，就是有针对性的消灭乡绅阶级。

刑部这么做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矫枉必过正，如果不过正，则无法矫枉；

另外一个理由是，要用工匠阶级部分代替乡绅阶级，成为地方的统治阶级。

王崇古本身就是工党，他意识到工匠这个阶级从方方面面都可以取代旧乡贤缙绅阶级，尤其是工匠三级学堂的出现。

三月份，官厂放归依亲了一批匠人，这些匠人回乡之后，在乡村修了造纸、砖窑、煤窑、铁匠铺、缫丝坊、麻坊、养鸡场、圈舍等等。

而且十里八乡的匠人还会定期赶大集，互相见见面，聊聊情况，你那有砖，我这有瓦，就可以互相补强。

新的乡村经济正在稳步形成。

匠人们可以带着乡民们一起营造乡村工坊。

延庆州清水河畔的柳沟营，甚至出现了一个铸铁厂，有匠人二十余名，专门为官厂生产各种铸铁件，算是带着柳沟营有了营生。

而这个铸铁厂为了运送这些配件，选择了修路，本身柳沟营离驰道就很近。

小主，

以驰道为主动脉，官道驿路为分动脉，乡村道路为毛细血管的新型大明经济，正在有驰道的地方形成。

王崇古为了工党的利益，下手是真的狠。

“下章内阁详细议论，先生未曾贴浮票。”朱翊钧看着面前王崇古的奏疏，选择了发内阁再议。

王崇古这本奏疏没有内阁浮票，也就是说王崇古是违背了奏疏呈送的流程，自己上奏的。

显然，王崇古没有获得内阁的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