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加强了南北交通和交流，巩固了中央对全国的统治，加强了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建设，促进了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相融合，方便了南粮北运。

成为了大明政治统治和经济、物资运输赖以维系的交通生命线。

1855年黄河改道后，运河山东段逐渐淤废。从此漕运主要改经海路。1911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

京杭大运河又称漕河，通过漕河运输称漕运，通过漕运运输的粮食称为漕粮。

明代经济重心南移，出现了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状况，漕运对于明朝的政治、军事意义更加突出。

明朝时期，废除了海上运输，国内运输基本靠漕运，漕运越发重要。漕粮不仅供应京城的日常食粮，支撑着中央的正常运转，还支撑北方的军事体系。

漕运是专制集权政治的产物，也是朝廷攫取天下财富的手段之一，为满足国家正常的行政开支和皇室消费，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北物资交流的需求大增，大运河也成为商运之河、民运之河。漕船不仅允许载客运输，所带货物也日益增长，漕船贸易日趋活跃。

南方的粮食、丝绸、布匹、茶叶、糖、竹、木、漆、陶瓷等源源不断运往北方，北方的松木、皮货、煤炭、棉花等也不断由运河南下。棉布和丝织品几百年来一直是运河上的主要货物。

漕运方法历经改革，在明代趋于完善，有支运法、兑运法、改兑法三种。

为了适应漕运的需求，在运河沿线的淮安、徐州、德州、临清建立若干粮仓。便于随时储存和转运漕粮，由户部每年派出主事四人分管。

淮安最知名的粮仓常盈仓每年可储漕粮70万余石。每年漕船到达淮安后，需接受漕运总督衙门的盘查，上万艘粮船的船工水手、漕运官兵在此停留，南来北往的商人在此进行货物交易，旅客也在此盘桓。因此促成淮安城市的繁荣。

漕粮装运、征收、行船次序、期限管理及至运送时间、航行里数都有繁杂的制度。

由于漕政腐败，各级官府贪污聚敛，船帮胥吏勾结，耗米、耗费横收暴敛，通常为正粮的二三倍，甚至四五倍，苦的是承担漕粮、漕运的老百姓。

农民被应役运粮，荒时废业，又遭风涛漂没，官吏勒索，生活异常艰辛，被迫纷纷逃亡和反抗。一般运军下层，亦遭受同样的苦累及长官的克扣，不断出现逃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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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这条生命线的畅通无阻，明廷专门设置了直属中央的京杭大运河地方管理机构漕运总督，不计成本地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给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