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贝尔福首相和张伯伦议长那两次关键会谈所定下的基调，只是漫长博弈的开端。

真正的较量，将体现在对未来帝国运作规则的具体塑造上。

而即将召开的殖民地会议，无疑是定义这些新规则的最重要战场。

亚瑟指示他在伦敦的团队，将工作重心转向会议的议程设置和规则制定。

他敏锐地意识到，谁掌握了议程，谁就能主导讨论的方向；谁制定了规则，谁就能在博弈中占据有利地形。

这比在具体议题上争吵不休更为关键。

“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被动地接受伦敦抛出的议题，然后在他们的框架内进行辩论。我们必须主动出击，将我们关心的核心问题：自治权的实质内涵、平等的伙伴关系、区域防务的自主性置于会议议程的核心。我们要将这次会议，变成一次重新定义帝国与自治领关系的契机，而非仅仅是殖民地向宗主国述职的集会。”

这项任务首先落在了澳大利亚驻伦敦的高级专员身上。

这位由亚瑟亲自挑选、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开始频繁地拜访殖民地事务部，就会议的筹备工作进行例行磋商。

他表面上彬彬有礼，遵循着传统的外交礼节，但在谈话中，却巧妙地、反复地强调几个核心原则： 首先，会议的性质必须明确。

澳大利亚方面坚持，这应是一次各自治共同体政府首脑之间的平等协商会议，而非由英国政府单方面主导的决策会议。

因此，会议的名称应从殖民地会议更改为更能体现平等伙伴关系的帝国会议。

其次，会议议程的确定，必须经过各自治领政府的充分讨论和同意，而非仅仅由伦敦单方面拟定。

澳大利亚方面提出了一份详尽的议题清单，将海军指挥权协调机制、帝国特惠制的替代方案双边互惠协议、建立更正式的外交咨询渠道、甚至统一帝国范围内的度量衡和专利法等涉及自治领切身利益的问题都纳入其中。

最关键的一点，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点，是关于会议运作机制的改革。

亚瑟指示高级专员力主推动设立一个由各成员政府，包括英国和所有自治领政府共同派驻代表组成的常设帝国会议秘书处。

这个秘书处将独立于英国殖民地事务部之外，负责会议的日常筹备、文件分发、信息沟通以及后续决议的追踪落实工作。

这个提议，无异于直接挑战了伦敦对整个帝国议程的传统控制权。

殖民地事务部的官员们对此反应强烈。

他们习惯了由自己主导一切的模式，认为设立一个独立的、多国参与的秘书处不仅会极大降低效率，更容易让那些不懂事的殖民地代表过多地干预帝国的大政方针。

他们以缺乏先例、机构臃肿、协调困难等理由百般推诿。